2008年中國出版業的日子

并不好過，特別是紙張“肆無忌憚”的漲價讓出版人個個蹙眉。然而紙張漲價只是中國面臨整個產業轉型、升級這樣一個大環境下折射出的一個縮影。在能源、資源日益緊縮的情況下，造紙這個高耗能、高污染的行業必然要為環境買單，而漲價只是買單的切實體現。而以紙為本的出版行業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怎樣應對？是應該另辟出路？發展無紙出版？還是也加入到為環保買單的行業中來？使綠色出版最終形成產業鏈條，從紙張供應商到出版社，從書店到讀者大家共同分擔成本？

近日，在新聞出版總署的支持下，書業觀察論壇聯合綠色和平組織，發起了“綠色出版”在中國的第一次討論，眾多出版人紛紛到場，就“綠色出版”在中國發表了看法。

出版人：為出版業帶來新機遇

紙張漲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國際能源價格上漲、一些小型造紙廠被關停、造紙行業綠色成本的增加等等，一些專家認為紙價回落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面對勢不可擋的漲價，一些出版人已經有了不同的思路。社科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表示：“這是一個機遇，抓住這個機遇，就會給我們帶來一片新天地。”他表示，面對紙張漲價，“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幾個機遇，首先是為推進數字出版提供機遇”，這也是最主要、最有效的方法來規避紙張漲價帶來的損失。另外，這是一個改變計劃經濟留存下來的，行業考核以印張數量而非內容質量為標準的機遇。事實上，“閱讀類消費是一種內容消費、知識的消費，而不僅僅是紙張的消費，目前考核出版行業績效的只有印張，沒有其他一個指標來考核內容的價值，這是對知識創造的不尊重”。

“不同專業類圖書出版的產品的價值是很不一樣的。但是現在我們統統按印張進行經銷，這是很不合理的。所以在當前形勢下，我們應該倡導一種內容消費的新理念，比如做暢銷書的，你們可以靠發行量衡量，而我們做原創性的學術類的，絕對不能按照發行量衡量，應該以內容的價值衡量。”

最后，謝壽光還想到了對庫存書的利用。“根據我的接觸和了解，現在一些大型造紙公司營銷部門很不正常，特別是木原漿漲價后，銷售的人員的營銷任務不是推銷紙，而是公關生產部門，以便完成出版社給他們下的訂單。事實上，我認為這些營銷部門有一件事非常值得做，就是想辦法把我們這些出版社的多年積壓的庫存書收購回去，回‘爐’再造紙。而這樣一來出版社減輕了庫存壓力也可以緩沖一部分用紙量，是兩得之舉”。因此“如果換一個角度看紙張漲價，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積極作用——促使出版行業認真對待市場，減少出版盲目、跟風出版，減少庫存積壓，最終實現節約紙張，這不僅是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也是對社會環境的保護，是一種良性循環”。

環保組織：出版可以更綠色

多年來，以森林砍伐為主要手段的造紙業，一方面為人類提供閱讀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生態問題。比如，森林減少成為溫室效應的主要原因。據2005年世界糧農組織公布數據顯示，過去的8000年內，森林覆蓋面積比以前減少了80%，減少速度相當于每兩秒鐘就有一片足球場大小的森林消失，而其中的40%的森林砍伐是用來造紙的。

“圖書的出版并不一定要給森林帶來破壞。”根據綠色和平組織的森林項目部主任馬利超介紹，自2000年起，綠色和平組織在加拿大發起了圖書項目，呼吁作家和出版社使用森林友好型紙張印刷書本。所謂森林友好型紙張，就是指再生紙、通過森林管理委員會（FSC）認證的紙張、以及達到污染排放標準的草漿紙。

據馬利超介紹，今天綠色出版的概念在歐美國家已經形成一定規模。“在2000年的時候，在加拿大還沒有一家出版社有用森林友好型紙張的想法，市場上也沒有任何的環保紙張，跟中國的情況不同，加拿大當時主要的造紙原料是木漿紙，這得益于加拿大豐富的森林資源。2001年也只有21家出版社參與了這個項目，他們承諾在3年內逐步提高森林友好型紙張的使用率，有兩家印刷商開始全球采購森林友好型紙張，市場上才出現了第一種森林友好型紙張，是一種回收紙做成的。”“今天，加拿大已經有115家出版社形成了綠色采購機制，42家的印刷商提供友好型紙張的印刷服務。”

馬利超說，“一個有趣的例子就是哈利·波特。”2003年，哈利·波特第五集在加拿大出版，當時是第一次使用森林友好型紙張來印刷。到2005年第六版的時候，已經有9個國家使用森林友好型紙張。到2007年最后一版時，全球的23個國家都使用了森林友好型紙張。“這是一個良性循環，用的人越多，就會有越多的造紙廠去生產，價格也會越便宜。”

“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希望出版單位馬上放棄現有的合作伙伴，”馬利超表示，“這其實是一件出版單位與造紙單位共同合作的事業。”首先出版社可以制定一個購買環保紙采購政策，而一份目標明確的紙張采購政策有助于督促內部的執行和外部的溝通。第二，識別現有紙張的成分，并追溯其中紙漿的來源。這就要求供應鏈的各個環節互相協作。紙張供應商是重要的參與方，應向他們溝通上述的采購政策，并在他們的協助下收集有關信息。第三，逐步停止使用可能導致森林破壞的紙張，并和紙張供應商協商，逐步用森林友好型紙張替代這些紙張的供應，并設定具體時間表。最后，實現采購森林友好型紙張，最終實現保護環境的目的。據馬利超介紹，目前在中國，有部分企業已經可以供應森林友好型紙張。

總署：綠色出版有望納入考核

那么實現綠色出版，是否會得到政府的支持？新聞出版總署圖書司馬利超副司長表示，倡導綠色出版，既是出版業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也是出版業作為傳媒產業所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更是每一個出版從業工作者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分子應盡的義務，在當下出版行業倡導并推動綠色出版，他認為綠色出版至少體現在三個層次上：“一是內容上首先要實現綠色出版，這需要各個出版社，切實把那些格調低下，開卷有害的選題壓縮掉，切實把內容平庸，開卷無益的選題壓縮掉，減少紙張消耗這是實現綠色出版的一大環節，也是最重要的基礎；二是耗材上實現綠色出版，多用再生紙，多用替代品，讓耗材更環保，讓出版更綠色；三是效益上實現綠色出版，文化企業要講社會效益，這是文化企業的一大本質特征。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綠色出版僅僅講社會責任是不夠的，還必須輔助以經濟手段，這樣的綠色出版才能走的更好，走的更遠。”

而對于實現綠色出版的出版社，新聞出版總署也將制定相關的政策鼓勵，比如“在出版單位的評估體系里加入社會責任一項，除了考核向貧困地區捐了多少書，做了多少公益事業之外，實現綠色出版的程度也將成為重要的參考標準”。

出版人：產業鏈條實現成本共攤

隨著環保觀念日益普及，不少出版商已察覺到“綠色”主題的經濟效益。比如，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創作的《難以忽視的真相》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時以綠色環保為亮點的小說、兒童讀物以及商業書籍也都受到讀者和出版商的青睞。

而在今年，國內第一本“沒有砍伐一棵樹”的綠色圖書《阿米》已上市。本書的策劃人弘文館總編輯楊文軒介紹了這本書的運作和盈利過程。

“今年年初馬利超來拜訪我，因為我是一個環保主義者，所以他希望從我開始為綠色出版提供具體的示范。接下來我的任務就是要找一本主題能夠切合綠色出版的書。兩個月以后，我們發現了《阿米：星星的孩子》，這個書的作者是委內瑞拉人，講的是一個外星小孩掉到地球上后，從他的視角來看地球的文明和環境的故事。我馬上覺得這本書和綠色出版就是天作之合。于是項目就啟動了。”

但是楊文軒馬上想到了另一個關鍵的問題——紙張成本，“我是一個商人，成本肯定是我最先要考慮的問題。馬利超很用心，他先給我提供能夠提供森林友好型紙張的供應商名單，然后又拿來了有標價的紙樣。我們的印制看了以后，覺得并沒有想像中的那么大的成本差距，也就高出5%到10%，而且這可能還與去年年底整個紙張漲價有關，所以我們馬上決定就選擇這種紙，開始了具體出版工作。”

讓楊文軒始料不及的是，《阿米》一上市，立刻沖上了卓越排行榜。“這本書打上了綠色和平推薦環保紙的宣傳口號——沒有一棵樹因它而砍伐掉，剛投放市場一個多星期，就上了卓越的排行榜。我覺得中國其實有很多人是關心環保的，關鍵是我們用什么樣的方法影響他。而這本書從它的主題到出版手段都得到了媒體的關注，既實現了盈利目的，又體現了我們支持環保的態度。”

楊文軒表示，《阿米》的成功還只是綠色出版的一個個例，“我們著重考慮的是如何發揮整個產業鏈條的作用。當我們使用環保紙的時候，無論是出版商還是紙商，他們都能夠從中間降低風險和分擔成本。一方面，我們需要作家的支持，如果我們使用環保紙他們能不能把版稅讓一點？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零售店的協助，比如能開辟專門的森林友好型紙圖書的專架，讓這些書有更多的陳列機會，更多地與讀者見面，那么就能產生更多的購買動機，最終使它能夠整體地降低成本。還有大眾媒體的推動作用，讓公眾了解什么是森林友好型紙的圖書。只有這樣才能使整個的產業鏈條變成一個良性循環，讓大家均衡地分攤成本，即便紙價波動，也能夠在這個產業鏈條里面消化掉，而這也是所有人都不會拒絕的一件事情。最后，我們也需要政府的推動和扶持，只有這樣綠色出版才能達到長期穩定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