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張秀民著、韓琦增訂的《中國印刷史》介紹了一種“錫澆版”，認為是清乾隆年間發明的用錫澆鑄的印版。] 
       【中華印刷包裝網】古代中國人發明了印刷術，并在長期使用中不斷改進、創新，例如制版的材料，除主要使用木版外，還嘗試過金屬、陶瓷等。學者們也樂于尋找各種與古代印刷有關的史料，使中國印刷史的內容豐富多彩。
        張秀民著、韓琦增訂的《中國印刷史》介紹了一種“錫澆版”，認為是清乾隆年間發明的用錫澆鑄的印版。書中說，明初已有人用錫版來印造偽鈔，遭到極刑。清乾隆五十二年歙縣程敦為印《秦漢瓦當文字》一卷，“始用棗木摹刻，校諸原字，終有差池。后以漢人鑄印翻砂之法，取本瓦為范，熔錫成之。”秦漢瓦當多有陽文，少或一字，多至二十字，普通為“長生無極”，“長生未央”，“長樂未央”，“延年益壽”等四字吉利語。程氏舍棗木刻，而用熔化的錫镴澆鑄翻印，可稱別開生面的印刷。
        《秦漢瓦當文字》一書流傳到現在還有不少，也曾出現在拍賣會上。如果真像《中國印刷史》作者說的那樣，此書是“用熔化的錫镴澆鑄翻印”的，確實值得大書一筆。因為用非木質印版印刷的古書流傳下來的，實屬鳳毛麟角。但觀察此書實物，我們發現事情有些復雜，還不能直接把《秦漢瓦當文字》歸類為錫版印刷品，或認定乾隆間有人使用錫版印書。
        這本書每頁著錄一枚瓦當圖像，配以文字說明。一翻開書，就能發現其印刷的確有些特別：文字部分與常見的木質雕版印本無異，圖像部分則形態不同，首先紙張有捶打形成的褶皺，其次墨跡上有明顯的布紋，這是拓印器物所用撲子留下的痕跡——顯然，瓦當圖像屬于拓本，而非印本。仔細觀察，還能發現瓦當圖像的邊緣有時壓住版框，說明書頁是分兩次印刷的：先雕版刷印版框和文字，再拓印瓦當。《秦漢瓦當文字》應是雕版印刷和拓印結合的印刷品。
        其實，程敦在書中對瓦當的印刷方式已做了說明。除上文引述的文字之外，他還說：“敦以諸君聚之不易，無所記載久恐散亡，爰刺取其文之不同近、文同而字異者，都為一卷，每文之下，著所從獲。但拓本有真有仿，真本已不可得，則取仿本足成之，亦著明焉。”這里，他說明瓦當圖像為“拓本”，有據真瓦拓的，也有據仿制瓦拓的。那么，“取本瓦為范，熔錫成之”是在做什么呢？程敦此書印量很大，古瓦當易損壞，尤其經不住反復捶打，為了大批量地把圖像拓印到書上，程敦先用棗木復制瓦當，但圖文失真，不成功，于是他又用“翻砂”之法，以原瓦當為模，鑄造錫瓦當，再就錫瓦當拓印，成功地將瓦當圖像復現到紙上。
        實物和文獻都說明《秦漢瓦當文字》中的瓦當圖像是拓本，不是“錫澆版”印本。人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假設此書已無實物傳世，僅憑“以漢人鑄印翻砂之法，取本瓦為范，熔錫成之”這條文獻記載，能否推斷出當時存在“錫澆版”呢？我們說，也不能。
        翻砂鑄造，據今人研究大致出現在南北朝時期，漢代尚無此法。程敦說“漢人鑄印翻砂之法”，有所誤解。但清代鑄造銅印也使用翻砂法，所以程敦從中得到借鑒。清王基《梅庵雜志》說：“鑄印法有二，一曰翻砂，一曰撥蠟。翻砂以木為印，覆于沙中作范，如鑄錢法。”翻砂是中國人在鑄錢活動中發明的，并一直應用于鑄錢。翻砂鑄造的特點，是以已有物品為模，壓制成砂型，然后澆鑄金屬溶液，得到一個與原型相同的復制品。如翻砂鑄造的海量子錢，都與母錢版式相同。程敦“取本瓦為范”翻砂復制出的錫瓦當，必然與“本瓦”形狀一致，只不過質地為錫而已。此時錫瓦當上的文字是正字。凸版印刷版的一個基本要求是用“反字”版刷印出正向文字。錫瓦當本身正字，無法通過刷印在紙上印出正字，不屬于印刷史所說的“版”。《中國印刷史》稱其為“錫澆版”，應屬失察。
       捶拓碑帖古已有之，但拓印錢幣、瓦當之類小件金石物品始于何時尚不清楚。從錢幣學史看，明萬歷間所刻《泉志》，錢圖都是摹本，并非拓本。乾隆十五年編纂《欽定錢錄》，標榜“是編所錄，皆以內府儲藏，得于目睹者為據”，“窮形盡相，摹繪逼真”，仍根據實物繪圖，未用拓本。然而到乾隆末年，拓印錢圖已廣為流行。初步推測錢拓興于乾隆中后期。拓印瓦當文字估計不會早于拓印錢文，這也是時代風氣決定的。從這方面說，程敦翻砂熔錫復制瓦當，并結合雕版與拓印，用多種技術印成《秦漢瓦當文字》，實在也是別開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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