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印】訊：美國當代學者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有這樣一段嚴肅的話：“如果一個民族分心于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 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之，人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么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盡管波茲曼的話主要是針對美國文化的日益娛樂化傾向而講的，但是我以為對于我們同樣具有警示作用。今天，我們的電視上經常充斥著庸俗的、搞笑的節目；報紙期刊上，明星緋聞常常占據了重要版面；圖書出版中，也越來越把追逐轟動效應、吸引眼球作為市場競爭的武器。

　　勿庸諱言，就文化產業整體而言，我們是完全不必排斥其娛樂功能的，特別是電影、舞蹈、曲藝、電視劇等，我們也常常將其歸入到娛樂產業范疇。但是對于出版業而言，是否也要走上一條“娛樂化”、“流行化”的道路，我倒是深感疑慮。事實上，人類的出版活動自誕生那天起，就是出于積累知識、傳承文明的需要，而不是娛樂消遣的需要。到了21世紀的今天，由于互聯網技術的興起，出版活動由單純的紙質出版發展到了數字出版。但是就出版的本質而言，我們似乎還沒有看到有任何質的改變，改變的恐怕只是傳播的工具和手段而已。歸根結底，唯有把積累知識、傳承文明視為出版的核心價值，才可能保證出版產業的長久生命力。

　　當下，中國出版業正面臨歷史性發展機遇，如何使出版產業避免走上一條“娛樂化”發展道路，筆者在此提幾點不成熟的看法向業界同仁請教。

　　我們必須明確無誤地認識到出版產業的社會文化屬性，而不能僅僅把出版產業視為單純的經濟產業，也就是說依然需要強調出版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當然，我們也必須明確反對將出版產業“意識形態化”與“宣傳工具化”，因為事實早已經證明這種做法不僅不會提高出版產業的政治純潔度，相反會讓廣大公眾和讀者反感，進而嚴重阻礙出版產業的發展。

　　政府在法律和政策層面應當給予出版產業更多的支持。比如，對于出版企業、發行企業實行稅收減免的政策。我們已經看到，近來為推動出版社轉企改制，政府已經出臺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但是，這些優惠政策惠及的企業只是改制完成的國有出版企業。我們希望，對于出版產業實行稅收減免應當成為國家的長期政策，并在法律的層面得到確認。同時，政策還應當惠及包括國有、民營及外資在內的所有出版發行企業，讓各類市場主體平等競爭。

　　放寬出版產業的準入門檻。可以參照電視行業制播分離的做法，在出版產業中嘗試內容與發布相分離的模式，進一步吸引優秀人才進入出版產業，以擴大產業規模。筆者注意到，多數內容低俗、格調不高的出版物，往往出自一些國有出版社“買賣書號”的結果。個別出版社為什么賣書號？根源在于這些出版社缺乏具有專業素養的編輯發行隊伍，出版社領導不具備職業出版人的素質，因此，只能依靠國家賦予的資源“書號”來生存。而那些內容低俗、格調不高的出版物，很難通過管理規范、具有文化使命感的出版社得到出版機會，因此便只好通過“買書號”來出版了。如果我們放寬出版產業的準入門檻，讓更多優秀人才到出版領域中來實現創業夢想，準許他們成立編輯公司、選題公司、策劃公司、發行公司等，出版產業的生產力必將得到更大的解放。同時，那些不具備內容研發能力的出版社則可以通過與社會上的選題公司、編輯公司、策劃公司與發行公司的合作來實現自己的出版價值，而不必僅靠“賣書號”來艱難度日了。這樣，那些內容低俗、格調不高的出版物也就沒有了出版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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