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渠道民營資本渴望收購出版社

    　楊贛的出版公司成立于上世紀90年代，經歷過地下作坊似的運作、買賣書號并最終得到正名并與國內數家出版社有了合作關系。如今的他成為了一家資產近億元的民營書商，而他目前的想法就是參股一家出版社，真正地參與到出版業產業鏈中去。當前的出版社改制為楊贛的“正名”之路提供了最佳的契機。“10年出版路熬白了頭發，卻熬到了機遇。民營資本終于得到了發展的機會。”楊贛表示，目前他已經籌集了近1000萬元的資金隨時準備投身到改制“浪潮”中。

    　目前被楊贛看中的出版社有很多，對于參股出版社，他只有一點要求———具有良好的市場銷售渠道。“渠道為王、內容為王對于出版產業都是最為重要的，民營出版機構的內容是市場所需的。但是坦白地來講，作為民營書商我們最缺少的還是渠道。”

    　近兩年，楊贛的工作室出版了10本圖書，“市場反響都不錯，但是跟我們想像中的并不一樣。”對于此，楊贛認為這是因為工作室對渠道掌握非常少所造成的。“跟出版社合作，我們始終處于劣勢，很多時候它們僅僅是把我們當做編輯部，而編輯部的思想不能直觀地讓發行部了解，兩家產生的隔閡導致圖書銷量下降。”自此，楊贛決心參股一家出版社，成為股東自己單干。成立出版社不可能，就只有收購。

   　 記者從國際版權中心了解到，目前有大量的民營熱錢正在涌入出版業中。是什么吸引著眾多民營資本涌入出版業？楊贛一針見血地說道：“民營書商對市場的把握以及更敏感的選題觸覺和嫻熟的運作經驗與國有教材利潤和書號資源的結合，是組建中國出版航母的關鍵，也是打開出版市場的金鑰匙。”

    　難控股民營資本仍處觀望期

    　可是想法歸想法，擺在楊贛面前的卻是一個接著一個的打擊。今年5月，原本已經達成協議收購國內一家出版社的楊贛卻在最后關頭被拒。原因并非是收購資金的問題，也不是人員安置問題，而是體制。“參股出版社我們僅能占有最多49%的股份，控股的不是我們，我們沒有主導地位，這是我們不能接受也是不愿接受的。”

  　  和楊贛一樣，民營書商手握重金卻遲遲不愿意投入出版社主要原因就是控股問題。

 　   有業內人士表示，目前政策的傾向是加強國有與民營的合作，它的好處是不觸動現有制度，同時能保護產業，尤其是國有產業平衡過渡。各地出版集團成立后，也比較傾向與民營公司合資合作。在時間不能倒退、政策不能突破的今天，合資對于雙方來說，都不失為一種務實的優勢互補的選擇。例如長江出版集團下屬的海豚傳媒與其北京某文化公司，兩公司2008年的利潤超過了集團下屬出版社利潤的總和，讓集團負責人更加強了與民營合作的信念。對于許多大眾社科領域的民營文化公司，也比較傾向于這種合作。但對于一些規模實力較強的民營出版公司，則比較排斥這種合資，他們認為，如果出版社既無創新能力還要擁有公司的控股權，是讓人不可接受的。

　    民營資本嫁接出版集團痛并快樂著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總裁陳昕對于民營資本收購潮充滿著期望與擔心。“長期以來，眾多民營文化公司通過買賣書號的方式間接進入出版業，引發了各種問題。”陳昕表示，近年來，各地出版集團在擴張和發展過程中，采取嫁接民營資本的方式，大力吸納民營文化公司，將各類出版人才、豐富的出版創意、多樣化的市場營銷手段整合進入國有出版體制之內，增強了出版集團的發展活力和市場競爭力，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未曾通過資本嫁接方式吸納整合民營文化公司前，在名為合作出版實為買賣書號的情況下，很多與民營文化公司合作的出版單位，曾經喪失過出版主導權，企業嚴重空殼化，失去了市場競爭能力；而嫁接民營資本、吸納民營文化公司后，這些出版單位能否根本改變這種局面，還需要仔細分析。

    　事實上，前些年也曾有過民營文化公司與出版社在資本層面合作的案例，只是由于運作不順，后來又改為項目合作方式。為何合時是資本合作，又為何散后還會開展項目合作，其中的關鍵在于，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吸納民營文化公司后，出版集團的主導地位是否牢固，市場含量是否會因民營文化公司主要創建人的離去而迅速被稀釋，出版集團是否由此能大大增強內容創新和內容提供的能力。也只有當回答是正面時，民營資本的嫁接對于出版集團的發展才具有價值。(徐楠)

  　  回望

　
  　  民營書業30年

　
 　   在《關于進一步推進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中，關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的內容只有322字。但是，在民營業者看來，這幾百字字字千鈞。為什么這300余字會讓民營業界如此震動？這要從民營書業長期的灰色身份說起。

 　   ●公私合營后，我國出版業幾乎是單一的國有經濟成分，民營經濟一片空白，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80年。

    　●1980年年底，國家出版局發出通知，允許民營正式進入圖書零售領域，但當時出版社沒有自辦發行，新華書店也沒向民營放開，人們更沒有版權保護意識，“不法書商”們銷售的幾乎全是盜版書、偽書。

    　●1982年，文化部發出《關于圖書發行體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了著名的“一主三多一少”，要求積極發展集體書店，適當發展個體書店。

  　  ●1988年，同樣著名的“三放一聯”出臺，提出放開批發渠道，搞活圖書市場；放開購銷形式和批發折扣，搞活購銷機制；推進橫向經濟聯合，發展各種出版發行企業群體和企業集團，民營書業企業獲得了生存條件。

  　  這一時期，民營書業分為兩類，一類是文化素質偏低的個體不法書商，靠剪刀加糨糊、盜版、翻印謀求利潤，成為第一批暴發戶；另一類是隨著全社會“下海潮”兼職或停薪留職的一些出版社的編輯人員，這一群體比較注重策劃和品質，另外一些民營團體和科研單位也開始與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些廣受好評的作品，比如《走向未來叢書》等。

　    ●上世紀90年代，民營力量真正開始大舉進入圖書策劃領域，全國形成了以長沙黃泥街、武漢武勝路、西安東六路、北京金臺路為核心的四大書刊批發市場。由于國有出版單位對與這些“個體戶”們合作仍心存疑慮，于是，一批民營資本開始向上游環節滲透，形成了民營策劃、民營銷售的國有體制外的“二渠道”循環。

　    ●2003年7月，《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出臺，民營書業摘掉了“二渠道”的帽子，以平等姿態與國有發行企業同臺競技。此后，民營書業首次獲得總發行權、連鎖經營權，一批有實力、有規模的企業脫穎而出。

　    ●2005年1月，北京召開圖書訂貨會，民營企業首次與國有出版社和國有發行企業平等參加，民營書業迎來了發展的春天。但是，政策的不確定性、身份的敏感，使得民營業者普遍缺乏基本的安全感。

　    ●從2008年開始，一場關于民營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悄然拉開序幕。從2008年11月開始，新聞出版總署相關領導在不同場合都表達了“研究解決民營文化工作室的發展通道”的意圖，在半年的鋪墊后，對民營文化公司的肯定、發展設想被寫入了政府文件。在2009年4月底召開的第19屆書博會上，國有與民營合作的消息以爆炸般的姿態頻頻出現：江蘇人民出版社與共和聯動出資1億元組建新公司，山東出版集團與志鴻教育集團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湖北教育出版社與民營策劃人王邁邁共同出資組建湖北尚文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前瞻

   　 真正機會在2010年以后

　
    　“民營真正的機會可能出現在2010年以后。”一位民營文化公司老總說。他表示，按照《指導意見》，2009年年底，各地方出版社和大型出版社要全部實現轉企，2010年所有的中央出版社要全部轉企，“到時候大家都是企業，就要按照市場規律辦事，民營的機會也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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