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長期以來一直是國內外學術研究的一個熱點和難點課題，其研究成果不斷創新。尤其是近十年來，一批有影響力的學術論著相繼發表，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主要表現在對《宣言》出版和傳播的研究，對其文本的解讀、意義的闡釋，以及對《宣言》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當代成果的關系的論述等方面。

  　  1.關于《宣言》出版時間的考證

 　   中國人民大學的高放教授通過長期的跟蹤考證，以大量確鑿的史實論述了《宣言》出版的精確日期。他認為，只憑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述，無法解決《宣言》的確切出版日期問題，只有通過知情人的記敘和有關證實資料，才能弄清真相。他最終確定2月24日為《宣言》出版日，并對《宣言》出版時間的另外幾種說法（如劉師培的2月下旬說、朱執信的2月10日說、前蘇聯的2月27日說等等）進行了辯駁。德國學者沃爾夫岡。麥澤爾從印刷史的角度考證了《宣言》的出版時間，印證了高放教授的觀點。

  　  2.關于《宣言》第一個中譯本（陳望道翻譯）的藍本問題

  　  日本專門從事中共創立史研究的專家石川禎浩基本解決了這個難題。他認為，陳譯本基本上是依據日文藍本進行翻譯的，很難找到他參照了陳獨秀提供的英文版的痕跡。陳望道所依據的原文是《社會主義研究》創刊號所刊載的幸德秋水和堺利彥合譯的《宣言》，只是在譯語的采用上沒有固守《社會主義研究》創刊號上的譯語，而是對一些詞句作了修改，采用了當時通行的語言。觀泉贊同石川的說法，并引用了1920年9月30日《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沈玄廬所寫的一篇啟示予以說明。

  　  3.關于《宣言》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問題

 　   張紅蘭對《宣言》在中國的早期傳播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梳理、研究，指出《宣言》的片段文字最早傳入中國是在1899年。此后，隨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民族危機的加深，中國一批先進知識分子開始向國內介紹《宣言》的思想。王列平系統梳理了《宣言》在中國的早期傳播過程，分三大塊：一是資產階級革命派與《宣言》的早期傳播；二是五四運動推動了《宣言》的翻譯傳播；三是《宣言》全譯本的正式出版。

  　  4.關于《宣言》廣泛傳播的原因

  　  李軍林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進行了解讀，指出早期馬克思主義能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并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有著某些契合點。如傳統大同理想、民本思想、經世致用思想和敢于斗爭的傳統等，這些都是中國文化中的一些民主性精華，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和發展提供了適宜的文化土壤。

  　  聶錦芳從《宣言》創作史的角度論述了其廣泛傳播的原因：盡管《宣言》是一部“委托”之作，且成文時間非常倉促，所以從定稿的結構來看存在許多不足之處；但是，《宣言》在馬克思主義的文本序列中篇幅短小，語言通俗，又是具體的政治組織綱領，故更容易被普通民眾特別是勞動者所接受；同時，當馬克思主義發展譜系中政治家成為主角的時候，他們的評價更形成了單純的學者和理論家難以起到的影響力；最后，當大規模的出版、宣傳成為一種“國家行為”的時候，在普通民眾的印象和理解中，《宣言》的思想就同馬克思主義劃上等號了。但也有學者不同意聶文的觀點，認為判斷一部馬克思主義文獻是否是“經典”，不能單純從“文本學”角度著眼，而是要結合它的思想內容和結構形式，看它在實踐中所發揮的作用。這就從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層面闡釋了《宣言》之所以得到廣泛傳播的原因。

  　  5.關于《宣言》關鍵詞aufhebung的譯文選擇

  　  李桐對《宣言》中“aufhebung”一詞的翻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宣言》中有一句集中概括其理論原理的話語，那就是“消滅私有制”，這話的原文是“aufhebungdesprivateigentungs”，在漢譯本《宣言》中，將aufhebung翻譯成“消滅”是一種誤譯，與馬克思主義的本意是相違背的。文章指出，在語義上，aufhebung根本不含“消滅”的意義，而只有“廢除”及有關含義；在邏輯上，“揚棄”和“消滅”是不同層次、不同思維方式的范疇。因此，作者建議恢復aufhebung的原意，據不同上下文，改譯為“揚棄”或“廢除”。高放支持李桐的觀點，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消滅私有制”應當改為“揚棄私有制”。當然，并非《宣言》中凡是用“消滅”的都要改用“揚棄”，還要根據德文原文和中文的協調搭配采用不同的詞。王振中不同意上述看法，他在《經濟學動態》等雜志上撰文指出，aufhebung一詞翻譯是否準確，應聯系《宣言》的上下文（無論是用德文還是用英文，這里只能是“廢除”或“取消”的意思），還要聯系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中的提法來考察。即使從哲學的角度講，德文“揚棄”一詞有積極和消極雙重含義，并且，“消滅私有制”和馬克思提出的重建個人所有制沒有矛盾。因此，“消滅私有制”的譯法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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