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隨著“上市蜜月期”漸漸逝去，高管辭職現象在創業板市場中也日趨增多。與當初加入公司時的信心滿滿相比，“夫妻兩地分居”、“身體健康堪憂”、“參加董事會不方便”等原因突然間都成了眾高管請辭的“擋箭牌”。透過上述略顯單薄的辭職理由，探究高管辭職幕后的真正動因，似乎顯得尤為必要。

　　事實上，對有幸共赴“上市盛宴”的每位嘉賓而言，匆匆吃完走人還是細嚼慢咽品味，當屬個人抉擇問題。但是，高管們在上市后“起身離席”，往往被視作盡快減持套現的鋪墊之舉。雖然這一猜測在創業板至今仍停留在想象中，但記者通過采訪及梳理發現，部分創業板高管辭職確實難逃減持套現的猜疑，而促使高管辭職的其他誘因則同樣不可忽視。

　　高管離職漸成風

　　據本報統計，創業板開板至今尚不足10個月，但今年以來已有33名高管辭職，涉及24家公司。在具體身份上，董事8名、監事7名；獨立董事8名；副總裁、副總經理等5名；董秘4名；核心技術人員1名。

　　作為昔日全力輔助公司上市的核心骨干，創業板高管們今年以來則以月均四名以上的頻率向上市公司提出辭呈。

　　據本報統計，創業板開板至今尚不足10個月，但今年以來已有33名高管辭職，涉及24家公司。在具體身份上，董事8名、監事7名；獨立董事8名；副總裁、副總經理等5名；董秘4名；核心技術人員1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高管的請辭申請均是在其任期未到期時作出的，而個別上市公司高管通過董監事換屆選舉而“隱性辭職”的現象則并未統計在內。但即便如此，今年以來主動辭去相關職務的創業板高管平均每月多達4名以上。

　　分月度看，今年3月堪稱創業板高管辭職的“小高峰”，當月共有9名高管辭職，其中8人來自去年10月首批掛牌企業。

　　進一步統計顯示，上述高管辭職事件均發生在2010年，且辭職人數與公司上市時間存在一定的正相關關系。其中，去年10月30日首批登陸創業板的28家公司中共有19名高管辭職，而去年12月25日以后上市的近70家公司中高管辭職人數僅為14名。分析人士不無憂慮地指出，若照此趨勢，隨著時間的推移，后上市企業高管辭職數是否也會隨之“潮涌”呢？

　　值得一提的是，與首批28家創業板公司相比，盡管此后上市的公司離職人數較少，但若以企業上市時間點為基準，其離職速度卻明顯增快。統計顯示，首批創業板公司的上述19名高管平均辭職時點為上市后5.2個月。與此相比，此后批次上市公司的14名高管平均辭職時點則是上市后的2.1個月。

　　以同花順為例，公司去年12月25日登陸創業板，未曾料到的是，公司董秘方超和監事易曉梅卻于今年1月18日雙雙向公司提交辭呈，這距公司上市不足1個月時間。此外，梅泰諾副總裁施文波和三川股份董事來傳華則是在公司上市后1個多月后便“掛冠而去”。

　　而在外界最為關注也最敏感的辭職動機上，僅有少數創業板高管明確表示“因個人發展”、“工作變動”而去職，而過半高管均是以“因個人原因”這一含糊其詞的解釋作為辭職的“擋箭牌”。面對自己為之奉獻多年的“東家”，面對一家上市不足一年、前景廣闊的上市公司，上述單薄的辭職陳詞顯然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無處不在的減持誘惑

　　統計顯示，目前主動請辭的33名創業板高管中有14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而創業板高管辭職時點與其持股解禁日的關系常常令人浮想聯翩。

　　低廉的投資成本，高比例的持股份額，減持過程中對公司股價的打壓，套現完成后所獲得的巨額收益……中小投資者對上市公司高管減持的“反感”，皆歸于此。反觀創業板市場，在不斷高企的市盈率之下，一些高管的突然辭職，往往被外界解讀成為日后減持套現鋪路，因為與在任時“每年減持股份不得超過所持公司股份25%”的硬性規定相比，高管辭職后減持的規模和自由度大大增加。

　　雖然由于創業板高管持股目前仍處在禁售期，“辭職皆為套現”僅是一種市場解讀，但有意思的是，對于高管離職一事，多家上市公司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幾乎一致表示，公司高管離職絕非是為日后大規模套現，但公司也不能保證股份解禁后高管不套現。高管辭職與日后減持的關系似乎成了一個很難求證的謎團。

　　統計顯示，目前主動請辭的33名創業板高管中有14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其中，個人持股數額最高的是賽為智能原董秘、副總經理周嶸，目前共持有679萬股；金亞科技原董事陸擎則以516萬股位居次席。

　　從創業板的“老大哥”——中小板公司股份解禁后高管們頻繁拋售來看，高管減持自家股份似乎不可避免，其中個別高管的“踩線減持”行為（即每年減持持股的25%）更是映襯出其套現之急迫。

　　而中小板高管中的確存在為減持套現不惜辭職的案例。自然人胡美珍于2008年6月18日辭去延華智能董事兼副董事長職務，而在6個月“禁售期”過后，胡隨即在2009年1月、2月期間將其持股的一半（537萬股）予以急速拋售，之所以未全部拋空，原因在于其曾承諾離職半年后的十二個月內轉讓公司股份不超過其所持股票的50%。而在第二輪解禁期過后，胡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期間再度出手減持。延華智能今年一季報顯示，胡美珍已將所有持股減持完畢，套現離場。可以料想，如果胡仍在上市公司任職，每年均要受到“25%減持紅線”的限制。而從目前僅1年時間即拋售一空的歷程來看，其辭職的目的即是為了快速減持。

　　分析人士表示，縱覽中小板減持案例，上市前極低的入股成本應是高管執著減持的主要動因，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面前，高管旋即選擇了“落袋為安”。

　　反觀創業板辭職高管中，低成本獲取上市公司股份者“比比皆是”。以梅泰諾離職副總裁施文波為例，2007年5月，公司股東苑錫玉和張敏分別將持有的上市公司合計10%股權無償轉讓給施文波。而在2008年9月，施文波隨即將其中4.975%以175萬元轉讓給了余傳榮、賈永和兩人。這意味著，施文波目前在擁有225萬股梅泰諾股票的同時，已經凈賺了175萬元，因此上述持股也便成為“負成本”。

　　除低成本外，創業板高管辭職時點與其持股解禁日的關系也常常令人浮想聯翩。如福建一家創業板公司今年8月11日進行了換屆選舉，公司財務經理（持有50萬股）和董秘（持有33萬股）悄然離職。按離職后6個月內不減持的規定，上述兩人在明年2月11日前無法套現。但事實上，明年2月11日恰好為該公司首批限售股解禁日。在此背景下，兩人選擇此時點“精確”離職，難免令人猜測其是在為日后減持鋪路。

　　有意思的是，不知是有意為之還是巧合，記者發現今年3月辭職高管中多達8名高管均出自首批創業板上市公司。由于其所持限售股今年10月末方解禁，因此對于持股的高管而言，辭職后6個月的禁售期對其不造成任何影響，即1年鎖定期一過便可隨意拋股。
　
　　經記者調查發現，高管辭職背后另一“隱情”是，部分公司高管“離職不離崗”，這很可能是為日后減持“精心而為”。江蘇某中小板公司高管曾在2008年5月起的短短兩周內拋出963.9萬股限售解禁股，套現近1.6億元，由此達到了當年“持股25%”的減持上限。隨后，其在2008年7月辭去監事會主席職務，半年禁售期一過，卸下減持數量“枷鎖”的該高管立即在2009年2月大筆減持，套現態勢一直持續至今。據記者了解，該高管辭去上述職務后并未離開公司，目前仍擔任上市公司黨委書記一職。由此觀之，其在職務取舍方面如此具有“針對性”，擺脫“減持束縛”應是最重要的原因。

　　創業板辭職高管中同樣存在該現象。今年7月22日，持有77萬股股份的張旭光因個人原因辭去立思辰監事職務。但據公司相關人士介紹，張此番僅辭去了監事一職，其目前仍在立思辰下屬公司擔任高管。在公司上市不足一個月即離職的同花順原監事易曉梅，與公司實際控制人易崢為姐弟關系，間接持有同花順122.4萬股股份，而在辭去上述職務后，同花順相關人士表示她現在的身份是“公司普通員工”。

　　顯然，與單純辭職套現相比，個別公司高管“離職不離崗”背后的真實意圖更值得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