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紅色經典”與商業愛國主義
2011-07-04 10:06 來源：華商報 責編：王岑
- 摘要：
- 近日，國內知名報告文學作家何建偉的新作《忠誠與背叛》由重慶出版社推出。圖書尚在印刷車間印制，國內媒體便給予了大尺度的新聞關注。該書以報告文學的形式重構了紅色經典小說《紅巖》的素材，“直實的紅巖”因而成為媒體對該書進行敘事的焦點。透過這個文化焦點，我們可以再次看到“紅色經典熱”在這個時代的魅影。
【CPP114】訊：近日，國內知名報告文學作家何建偉的新作《忠誠與背叛》由重慶出版社推出。圖書尚在印刷車間印制，國內媒體便給予了大尺度的新聞關注。該書以報告文學的形式重構了紅色經典小說《紅巖》的素材，“直實的紅巖”因而成為媒體對該書進行敘事的焦點。透過這個文化焦點，我們可以再次看到“紅色經典熱”在這個時代的魅影。
商業語境中的“紅色經典”
“紅色經典”的稱謂最初出現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作為一種后文革時代的話語，它起初只是用來指代文革時期的革命樣板戲。九十年代以后，這一概念的內涵獲得了擴張，泛化推廣到用于指稱在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精神指導下創作的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政治運動和普通工農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因此，廣義上的紅色經典包括了建國前的解放區文藝、建國后的“十七年文藝”（1949-1966）和文革時期的革命樣板戲。
作為一種文化事實，“紅色經典”在特定時期成為中國人的“絕對文藝”。八十年代之后，在搖滾樂和“新時期文學”的顛覆下，“紅色經典”開始退燒。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紅色經典”與“商業話語”相互排斥，是“紅色經典”在中國市場社會中退出“絕對文藝”地位的結構性因素。然而吊詭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紅色經典在中國市場社會中開始出現復興跡象。進入零年代（2000-2010）以后，這種復興呈蓬勃態勢。僅從2002到2004兩年間，就有40部“紅色經典”電視劇列入規劃批準立項，共約850集。
但是在九十年代和零年代的商業語境下，最初意義上的“紅色經典”已時過境遷。作為一種歷史資源和文化遺產，它只有被納入消費與再生產的社會程序中，才有可能在這個時代再次隆重登場。我們不妨將“紅色經典”所經歷的這個歷史時段稱為“后紅色經典”時代。“后紅色經典”時代的“紅色”已成一種記憶，不可能是一種現實。我們也不可能活在“紅色經典”時代，充其量只能用“紅色經典”的記憶遺產來修飾我們的現實。與這種歷史變遷相對應的是，“紅色”的象征意義也發生了從“革命主義”到“愛國主義”的轉變。
“后紅色經典”的商業技法
商業與愛國主義的情投意合正是“后紅色經典”時代的核心秘密。2009年，以《建國大業》為代表的一批“后紅色經典”影視作品的扎堆式上映，前所未有地顯示了商業愛國主義的巨大能量。《建國大業》在內地上演三天半，其票房便已沖破億元。《建國大業》的大口吸金引發了全民的貨幣尖叫，也刺激了導演韓三平的神經。于是，《建國偉業》如法炮制，同樣獲得了成功。
媒體人士普遍認為，《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大獲成功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超常規模的明星陣容，兩部電影均有一百七十多位一線華人明星華麗登場，從而制造了“史上最牛獻禮大片”的噱頭；二是在影片中全面導入好萊塢商業大片的技法，從而開啟了中國愛國主義影片的新時代。以上兩點實際上有著內在的包含關系：打造超常明星陣容往往也是好萊塢技法的一部分。這樣，焦點就在于：好萊塢技法是如何制造出一部驚艷大眾的愛國主義電影的？
傳統的愛國主義電影，共享著如下一些特征：謹慎的敘事、嚴肅的說教和單向度的價值表述。而《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在堅守傳統愛國主義電影的主旋律的同時，大大突破了傳統技法，在“觀賞性”和“故事性”上下了大工夫。如周恩來發火、遇到敵機轟炸酣然大睡等細節，都不是傳統主旋律電影的表現風格；再加上華麗的明星陣容和震撼的聲光電效果，從而集成了一部成功商業大片的基本要素。
“主旋律+好萊塢技法”開啟了中國愛國主義電影的新紀元。媒體人士說得好，《建國大業》“注定要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非同凡響的一筆”。這并不是偏頗的判斷。從《建國大業》到《建黨偉業》，它們票房業績預示著一種新的愛國主義電影運作模式在中國試驗成功了。我稱這樣的愛國主義為“商業愛國主義”——一種由當代貨幣哲學主導的愛國主義。
商業語境中的“紅色經典”
“紅色經典”的稱謂最初出現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作為一種后文革時代的話語，它起初只是用來指代文革時期的革命樣板戲。九十年代以后，這一概念的內涵獲得了擴張，泛化推廣到用于指稱在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精神指導下創作的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政治運動和普通工農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因此，廣義上的紅色經典包括了建國前的解放區文藝、建國后的“十七年文藝”（1949-1966）和文革時期的革命樣板戲。
作為一種文化事實，“紅色經典”在特定時期成為中國人的“絕對文藝”。八十年代之后，在搖滾樂和“新時期文學”的顛覆下，“紅色經典”開始退燒。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紅色經典”與“商業話語”相互排斥，是“紅色經典”在中國市場社會中退出“絕對文藝”地位的結構性因素。然而吊詭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紅色經典在中國市場社會中開始出現復興跡象。進入零年代（2000-2010）以后，這種復興呈蓬勃態勢。僅從2002到2004兩年間，就有40部“紅色經典”電視劇列入規劃批準立項，共約850集。
但是在九十年代和零年代的商業語境下，最初意義上的“紅色經典”已時過境遷。作為一種歷史資源和文化遺產，它只有被納入消費與再生產的社會程序中，才有可能在這個時代再次隆重登場。我們不妨將“紅色經典”所經歷的這個歷史時段稱為“后紅色經典”時代。“后紅色經典”時代的“紅色”已成一種記憶，不可能是一種現實。我們也不可能活在“紅色經典”時代，充其量只能用“紅色經典”的記憶遺產來修飾我們的現實。與這種歷史變遷相對應的是，“紅色”的象征意義也發生了從“革命主義”到“愛國主義”的轉變。
“后紅色經典”的商業技法
商業與愛國主義的情投意合正是“后紅色經典”時代的核心秘密。2009年，以《建國大業》為代表的一批“后紅色經典”影視作品的扎堆式上映，前所未有地顯示了商業愛國主義的巨大能量。《建國大業》在內地上演三天半，其票房便已沖破億元。《建國大業》的大口吸金引發了全民的貨幣尖叫，也刺激了導演韓三平的神經。于是，《建國偉業》如法炮制，同樣獲得了成功。
媒體人士普遍認為，《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大獲成功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超常規模的明星陣容，兩部電影均有一百七十多位一線華人明星華麗登場，從而制造了“史上最牛獻禮大片”的噱頭；二是在影片中全面導入好萊塢商業大片的技法，從而開啟了中國愛國主義影片的新時代。以上兩點實際上有著內在的包含關系：打造超常明星陣容往往也是好萊塢技法的一部分。這樣，焦點就在于：好萊塢技法是如何制造出一部驚艷大眾的愛國主義電影的？
傳統的愛國主義電影，共享著如下一些特征：謹慎的敘事、嚴肅的說教和單向度的價值表述。而《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在堅守傳統愛國主義電影的主旋律的同時，大大突破了傳統技法，在“觀賞性”和“故事性”上下了大工夫。如周恩來發火、遇到敵機轟炸酣然大睡等細節，都不是傳統主旋律電影的表現風格；再加上華麗的明星陣容和震撼的聲光電效果，從而集成了一部成功商業大片的基本要素。
“主旋律+好萊塢技法”開啟了中國愛國主義電影的新紀元。媒體人士說得好，《建國大業》“注定要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非同凡響的一筆”。這并不是偏頗的判斷。從《建國大業》到《建黨偉業》，它們票房業績預示著一種新的愛國主義電影運作模式在中國試驗成功了。我稱這樣的愛國主義為“商業愛國主義”——一種由當代貨幣哲學主導的愛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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