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版印技術的起源地 云南大理地區

　　我認為南詔晚期至大理國初，云南從大理地區到楚雄、昆明等地已出現版印技術。主要根據有以下幾點：

　　關于唐代民間私印和劍南西川節度使。據《全唐文》卷624載，唐文宗大和九年（南詔豐祐保和十二年，公元835年），唐朝劍南官員馮宿奏禁版印日歷云：“準敕，禁斷印歷日版。劍南兩川（按：即唐劍南節度使屬下的東、西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歷日鬻于市。每歲司天臺未奏下新歷，其印歷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這是馮宿在四川為官時向朝廷上的一道奏疏，而且已得到皇帝的允準。文中所奏禁止劍南兩川等地民間私印日歷一事，這是目前有關我國印刷術的最早記載。

　　那么，這一時期，劍南西川節度使的轄區與云南的關系如何呢？唐代初、中期，劍南西川節度使轄區一直包括今云南北部的姚州和嶲州都督府領地。也就是說，今四川西昌地區（此地古名會川或建昌府，直至清末一直屬于云南省管轄）以南，至云南的祥云、姚安、大姚、永仁、永勝、寧蒗、華坪等地，均為唐朝劍南西川節度使的直接管轄區，其所屬州縣官吏亦由唐朝派出，如張虔陀任姚州云南（祥云）都督、鄭回為嶲州西瀘令等，皆其例。自天寶戰爭后（唐玄宗天寶十一年，公元752年），南詔北臣吐蕃，上述地區雖為南詔、吐蕃分別占領，但至南詔異牟尋與唐朝重歸于好后（唐德宗貞元十年，公元794年），大渡河以南的嶲州、姚州等地雖仍為南詔領地，但當地民間自由往來從未中斷過。尤其是貞元十年南詔和唐朝重新和好后，唐劍南西川節度司署專設“云南安撫司”機構，并有唐廷頒發的印信，令其專門管理南詔事務，這樣今四川和云南的聯系就更為密切了。因此，前述馮宿奏文中所禁民間私印日歷的范圍，無疑也包括云南北部甚至中部地區。此奏疏中明確指出：“每歲司天臺還未奏下新歷，其印歷已滿天下。”可見此版印日歷乃民間私印所為，而且流傳范圍甚廣，數量自然也不會太少。因為日歷與其他書籍、文稿不同，其銷量十分巨大。也正因為印數多，版印技術也并不太復雜，而且利潤卻相當豐厚，因此民間私印之風特盛，政府才不得不下令禁止。說明唐代后期云南北部及中部地區（因為當地使用的歷法與內地相同）不僅有版印日歷流傳，而且數量也不會太少。這對南詔印刷業的產生與發展不會沒有影響。我頗懷疑，當時南詔民間也有私印日歷以牟取暴利者，甚至不乏“有乖敬授之道”者。因為在此禁令之前，云南民間已有版印技術的流傳。對此，可從下面幾個方面進行考證。

　　南詔的有字磚瓦與版印技術。其實，版印技術在云南南詔后期早已經出現，大理國時期更加盛行。只是我們最初看到的“印刷品”不是印在易朽壞的紙張上，而是印在不易破損的磚瓦表面。考古學上習慣稱此類南詔大理國時期特有的磚瓦為“有字瓦”或“有字磚”。此類磚瓦大多出自當時云南的大型建筑物上，如官署、寺廟、宮苑、磚塔等。尤其大理地區出土更多，楚雄、姚安等地次之，滇池區域除昆明、澄江外，其余地方尚未發現�，F以有字磚為例，簡述它和版印技術起源的密切關系。

　　1974年夏，云南省博物館文物隊在洱源縣三營火焰山發現一座大理國時期的磚塔基址。山頂部到處散落著殘磚碎石，塔磚的一面為素面，另一面多模印梵、漢兩種文字，梵文無識，漢文右行為“大寶七年歲次乙亥正月十五日”，左行為“大寶皇帝及施主法界有情”（“大寶”為大理國17代王段正興紀年，大寶七年為公元1155年），在兩行漢文間，布滿佛教圖畫和梵文經咒。我們在塔基廢墟中撿到幾塊較完整的有字磚，發現每一塊磚面上的梵漢文字和圖畫內容以及布局形式大都相同，顯然是在同一時期、同一磚廠，用同一種（至多不超過兩種）木刻印模，在未焙燒前的磚坯上壓印而成的。據當地村民說，此塔是1966年“文革”初期被人為拆除的，塔磚上多有文字和圖畫。他們還說，我們在塔基遺址中撿的那塊不完整，完整的大多在三營小學院內作鋪地磚用。我們立即趕到三營小學院內一看，整個小學院內鋪的全是火焰山塔上的這種有字磚，為了美觀，他們將有文字圖畫的一面全部向上，以致“琳瑯滿目”、“庭院生輝”。

　　1975年，大姚縣在維修該縣南詔建筑晉照寺塔（又名“大姚白塔”）時，在塔頂堆置部分原建造時多余的大型塔磚若干塊，與清代同治年間維修該塔時的塔磚完全不同。磚面一側也有模印的梵、漢兩種文字和佛教圖畫，其中漢文為“無垢凈光咒”數字。有字磚發現最多的，是大理城西南的南詔建筑弘圣寺塔（又名“一塔寺”）。塔磚大小規格不一，其上模印的梵、漢兩種文字亦有區別。其中漢文有“無垢凈光陀羅尼”、“如意寶珠咒”、“四天王增長壽命咒”、“大吉祥天女說增長財物益糧咒”等，其余全部為梵文；也有的磚面無一漢字，整篇都是梵文，四周還有整齊的邊框線。

　　大理地區碑幢上的梵文經咒。南詔大理國時期，由于云南佛教逐步興盛，火葬墓數量亦隨之增多。當時火葬習俗幾乎成為云南少數民族的通用葬式，尤其是人口眾多，經濟、文化均較發達的“白蠻”開始由土葬改為火葬后，在其新建的火葬墓上，自然和原有的土葬磚室墓一樣，少不了樹碑立傳。此碑幢和有字磚相同，均刻有漢文題記和梵文經咒，中間也夾雜有佛教神祇圖像，如“南無尊勝大佛母”等。而主持火葬儀式和書寫、繪制梵、漢文字及各種神祇圖像者，又大都是當時民間以超度死者為業的密教阿叱叻僧人所為。如景泰《云南圖經志書》卷一《云南府風俗》云：“僧有二種，居山寺者曰凈戒，居家室者曰阿叱叻。”此類阿叱叻僧人一般不脫離生產，也多有妻室兒女。人死后，都得請阿叱叻僧誦經和書寫梵、漢文經咒，并主持民間火葬儀式。又如萬歷《云南通志》卷四《鎮南州風俗》載：“人死，則置棺于中堂，請阿叱叻僧遍咒三日，焚于野，取其骨貼以金箔，書（梵文）經咒其上，以瓷瓶盛而瘞之。”這些民間“居家室”的阿叱叻僧人一般都沒有多少文化，不僅不懂梵文，連漢文化水平也相當有限，但他們人人都以超度死者和主持火葬儀式為主業，又必須要書寫梵、漢文經咒，于是每人都要保存一些不同種類和不同用途、格式的梵、漢經咒的樣本（類似近代的農村應用文之類），使用時照抄一份即可，只是將不同死者的姓名等更改一下了事。因為此類應用文樣本的需求量很大，于是就有人在這方面打主意，將此文本包括圖像和版印日歷及有字磚瓦一樣，先反刻在木板上（也有的先將寫好的正文底稿反貼在木板上，然后再刻制更方便），用此雕版墨印多份文本向阿叱叻僧出售，從中牟利。阿叱叻僧得此文本后，漢文根據不同用途照抄一般不會出錯，梵文經咒則照貓畫虎、一字不動地抄寫在碑幢上，由石工刻制。正確與否也無所謂，反正民間誰也不認識梵文，大模樣像就行了。因此，大理地區火葬墓碑、墓幢上缺胳膊少腿的梵文經咒俯拾即是，以致不能通讀。正如方國瑜先生說，抗日戰爭時期，他的一位朋友、美籍捷克人霍華德先生在西南聯大任教授，此人精通梵文，據說他看了大理地區喜洲弘圭山等地火葬墓上的梵文碑幢，幾乎沒有一塊是正確的。這也難怪，一些根本不懂梵文，又要書寫梵文用以超度死人為業的民間阿叱叻僧，他們都是按照版印文本勾摹的梵文經咒，不出差錯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