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信息顯示，2011年全國共有24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達22%，而2012年全國共有23個省市上調了最低基本工資，且大部分省市調整幅度超過10%，部分省市調整幅度甚至高達20%以上。
　　
　　曾湘泉表示，最低工資標準只是政府面對勞動力市場工資上漲的被動調整。在當前勞動力供給緊缺的狀況之下，企業所支付的工資水平肯定是要高于最低工資的。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沿海地區的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仍然在以高工資來吸引工人，但實際上這其中很多已經屬于不真實的需求，因為很多企業是無法承受過高的工資水平，即使通過高工資找到工人，企業也有可能難以支撐下去。”曾湘泉說。
　　
　　這又如何來應對？
　　
　　曾湘泉說，由于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下降，中國政府和社會研究和看待相關問題的角度已經有180度的轉變。以前很長一段時間就業政策都是研究如何讓勞動者提前退休，以騰出工作崗位給年輕人，而如今卻開始研究如何讓人工作更長時間，發揮老年人力資源。
　　
　　引發這種變化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現有人口政策導致的人口結構不平衡，青壯年勞動力人口減少的現實。連續4年向全國政協提交調整人口政策提案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名對本報記者表示，從2003年出現青壯年勞動力人口的減少以來，中國老齡化呈現加速的趨勢。人口結構極不平衡的代際更替不僅會給中國的社保體系帶來巨大沖擊，而且還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不過，當前也可以采用一些其他的有效辦法來增加勞動力供給。
　　
　　曾湘泉認為，可以通過土地改革釋放更多的農村勞動力、通過發展中小城鎮和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兼業模式，實現就近就地轉移，提高中年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非農產業參與率，擴大農村勞動力供給數量。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則認為，戶籍制度的改革對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勞動參與率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