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8，這在中國歷史上和中國新聞出版史上都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時段。我們無法設想，假如沒有這30年，沒有這30年的改革，這30年的開放，這30年驚天地、泣鬼神的變化，今天的中國、今天的中國新聞出版業是個什么樣子。

當然，歷史沒有假設。30年，畢竟在中國土地上發生了一場史無前例、氣勢恢宏的變革。看看今天中國的天空和大地，看看中國人喜氣洋洋的面孔、高昂的頭顱、挺直的腰桿；看看我們的新聞出版業，看看正在席卷整個新聞出版領域的產業化、集團化、股份制與資本市場改造，看看此伏彼起的跨地域、跨行業、跨媒體的兼并重組大潮，看看矗立在都市黃金地段的千米萬米大書城和數萬個崛起于農村、社區的書屋，我們無法掩飾激動的心情，無法抑制回顧與總結的欲望。

正是懷著這樣的心情和愿望，在北京圖書訂貨會期間，本報隆重推出“30年”專刊，試圖用30人、30事、30憶、30圖、30改革、30閱讀、30營銷等串聯起新聞出版業改革開放30年的軌跡。此專刊推出短短幾天里，業內業外的反響已經如潮涌來，推動著我們將這樣的回顧繼續深入下去。

本報今期發表的是新聞出版總署署長、國家版權局局長柳斌杰同志接受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斌杰同志訪談已經越過表層追憶，在30年基本成就、基本規律、基本經驗、基本體會這些重大問題上作出回答。相信對全行業為期一年的大討論、大總結一定會起到導入和引領的作用。

改革開放不僅對整個中國命運具有“歷史性”、“抉擇性”意義，對中國出版業同樣具有“歷史性”和“抉擇性”意義。

記者：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和2008年元旦獻辭中都講到，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這里把30年改革開放的偉大意義講得非常透徹了。您怎樣評價改革開放30年對中國出版事業的作用和意義？

柳斌杰：錦濤同志對改革開放偉大意義和作用的評價非常深刻，也非常準確。改革開放不僅對整個中國命運具有“歷史性”、“抉擇性”意義，對中國出版業同樣具有“歷史性”和“抉擇性”意義。回想“文革時期”出版業的情況不難得出結論：沒有30年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出版業今天這樣蓬勃發展、欣欣向榮的局面，也不會像今天這樣對國際出版格局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但是，總結30年出版業的改革發展是一個大題目，也是一篇大文章，不是幾句話就能講清的。我在不久以前也談到過改革給出版業帶來六個方面的變化：一是解放思想轉變了工作思路；二是改革開放發展了文化生產力；三是創新體制營造了新的市場機制；四是實現了政府從辦出版向管出版的轉變；五是公共文化服務得到了加強，第六是中國出版業正在走向世界。這是我們現在都能看得到的變化，可以給改革意義的深層次總結提供一個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