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中國政府自1992年在全國全面實施市場經濟，商業化開始全方位地滲透地生活的方方面面，與此同時，中央政府也要求各級政府加快行政體制改革步伐，精簡人員提高效率，政府逐漸退出市場，避免直接參與微觀的市場活動，而轉為扮演宏觀指導和公共服務者的角色。
　　國家政策支持下的民營企業和個體企業、三資企業雨后春筍涌現。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城市化步伐加快。奧運會的舉辦、神七升空等以往翹首以盼十余年才出現的彰顯國際地位的大事，現在往往隔幾年就讓人興奮一回，甚至一年讓人興奮幾回。中國人開始感受到越來越多的民族自豪感，享受在經濟繁榮時期的文化多元化和言論自由帶來的好處，并可以自由地追求生活方式。
　　經濟的繁榮將帶來文化的繁榮，甚至會后來居上，曾被香港媒體視為“一夜之間崛起的城市”的深圳，同時也被譏諷為“文化沙漠”，但近年來深圳市政府開始大手筆投入巨資進行“設計之都”等文化立市項目的建設。美國的紐約同為世界金融中心和藝術中心，表明藝術和商業并不矛盾，后者對前者的促進，成為時下中國城市化運動中的一種潮流和特征，并被許多學者研究。
　　只有文化的繁榮，卻并不能天然地帶來經濟的繁榮。例如被稱為中華文化起源地的黃河，周邊的城市大多貧窮。這說明文化與商業是相對獨立的。對于文化的追求不能讓自己陷入固執和迷戀往昔的境地之中，而呈現出不為現代人接納的尷尬特征之中。以“老本”自豪、自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當代人，也將自食其果，被社會淘汰。
　　“文化”如果作為民族、企業、或個人的追求方向，需要主動出擊、抓住機遇，也需要與時俱進，表現出現代特征，才是成功的“文化”。張藝謀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導演的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正是運用了現代語言，去闡釋中國豐富、絢爛的傳統文化。他之所以率先走出國門，被視為國際化導演，正因其作品里的現代意識。從大面、籠統地說，批評者視張藝謀為迎合西方人“趣味”的代表人物，可是，對于現代藝術語言的學習，本身就是復雜而且艱苦的，其批評者也未必能夠得其要領。
　　我們常常發現，“商業社會”要求公司人員成為“職業人”，強制要求他們表現出“敬業”“快速反應”和“學習能力強”等特征出來。財經作家梁鳳儀的成功，被一位評論者視為，在中國作家面對商業大潮全面侵蝕而困惑、退守自我，文字話語呈現“失語”狀態的一種出路。作為高產的作家，梁鳳儀自視為“九流作家”，但就是這位九流作家，靠著一支筆擁有千萬財產，擁有一間上市公司。其多部作品被拍成影視作品，在全球華人圈里深受矚目。請注意，梁鳳儀首先是港式敬業者的代表人物，她有個“守住生命線”的理論，即限定員工今天交付的工作，絕不允許待到明天，如果沒有完成等待員工的只有“自行加班”。她自己呢，卻強迫自己在美國出差期間，務必完成限定的寫作量，否則絕不回香港。而文化人大多喜歡幻想，本質浪漫、隨性、追求自我的個性，不太喜歡約束。經過職業化磨礪的文化人，如果能堅持作品品格，會更為成熟和高產，這是毫無疑問的，最主要的是，不管是天才還是庸才，經過職業訓練后，都至少會較未受過職業訓練者更為敬業，更懂得抓住機會的重要性。
　　另外，商業社會里成熟的商業模式，也將對包括文化藝術在內的人才的培養起到至關重要作用。與深圳近在咫尺的香港，其文化特征并不表現為“厚重”，而表現出文藝人才培養的商業模式與國際接軌和言論自由環境下的靈動和創意，僅就前者論，中國大陸人常常感慨，緣何香港一個彈丸之地，會出產那么多明星？香港的明星，整體的文化素養，很難跟國內經過正統的訓練的文化藝術人才相比，但知名度卻往往高出很多。這里值得人們思考，這同樣說明了一個道理，文化和商業是相對獨立的，兩者只有互相滲透，才可以使才子被廣泛接受，使得有關機構名利雙收。
　　 真正意義的文化藝術作品所追求的重重疊疊的意蘊、反思和隱喻，在梁鳳儀的文字里鮮見的。與她不同的是，作家張承志的文字所追求的品格，達到了一種常人唯有望其項背的高度，其文字浸透血性、文明的隱喻，充滿自由的氣息，理想主義的大旗高高飄揚，字里行間可燃盡生命的腐朽枯葉。在筆者看來在中國鮮有能逾越張承志文字品格之人。但張承志為了“成全”他的“文學追求”，不愿意“墮落”，全然退出公職，以稿費為生[注1]，這種處世態度在中國幾人可效仿？因為媒體記者常誤讀其講話，他對媒體時而不友好，甚至“摔電話”[注2]，這種態度在商界幾人敢效仿？在商界得罪客戶，尤其是大客戶，意味著什么？在中國，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如履薄冰，生存下去再談文化追求，尤其是商界的高管尤其如此。即便企業輝煌，在復雜的經濟形勢下，類似華爾街般，一夜間五大投行“質變”的個案[注3]，就如同懸在職場中人頭頂的斯巴達克之劍，一刻不敢松懈。